自從中華民國接收臺灣以來，臺灣絕大多數的成年男性，都必須服從徵兵制，進入軍隊服役一段時間。來自社會各個階層、族群的人，被依據體位跟抽籤結果等，再被分配到不同的單位，成為軍隊的一員官兵。他們必須接受部隊的艱苦訓練，忍受各種來自長官、學長的不合理對待；有些人自己因為違規惹上麻煩，有些人卻是因為他人看不順眼被找麻煩，但無論原因是甚麼，在軍隊講求服從的體系中，基層官兵只能忍耐這一切，默默等到平安退伍的一天。
只不過，有些人連退伍令下來的那一天都無法見到。
自殺、意外、無故被指控犯罪而遭軍法審判……家屬等待已久的歸人沒有回來，有的只是一紙冷酷的文件，或許是慰問狀，或許只是一張收屍的通知。
在這些悲劇之中，不知道有多少起是枉死的？又有多少起是應該被避免的呢？自從國共內戰結束之後，大部分的國軍官兵都不是戰死沙場，而是死於部隊的制度或人為問題。但這些問題多半因為軍隊體制的封閉與龐大，而難以做全面性的檢討跟改革。
每一個個案結束後，體制沒有改變，下一個悲劇又會發生。
化悲憤為力量
對陳碧娥來說，失去國章是永遠無法彌補的痛。她並非不明白，人終究要放下傷痛向前走，但在放下之前，她不能接受這件事沒有真相、不明不白就莫名其妙地結束了。偏偏，她最重視的真相，正是軍方最不願意提供的補償。
回想起軍方的處理態度，她依然深感憤怒。國防部長蔣仲苓曾經對國軍頻傳的命案說出一句：「哪個地方不死人！」一副這些死亡事件不過是小事的態度。海軍總司令顧崇廉則在黃國章案剛爆發之際，在海軍八四敦睦支隊結訓典禮上，向記者表示黃國章應該是壓力大，「受不了苦才跳海。」
陳碧娥之所以痛恨軍方高層的這些言論，不是因為他們指控自己的兒子自殺、逃兵，而是因為這些言論根本沒有證據或調查結果支持，若非高層自己憑感覺隨口說說，就是為了「大事化小，小事化無」串聯出來的安全說詞。顧崇廉直指黃國章自殺之際，軍方的調查根本還沒展開，他何從知道死因是自殺呢？這顯示這些海軍和國軍高層，對於自己部隊下屬發生了甚麼事，根本一點都不關心，也沒有意願透過調查去理解真相。
如果紅十字會不是先聯絡黃家，而是先聯絡軍方，她還會有機會到中國見兒子遺體最後一面嗎？她想起艦長馮逸成在事件之初的嚴厲嘴臉，「你兒子是逃兵！」艦長甚至還告訴她們，海浪是打向蚵仔寮，要她們去那裡找人，把責任推得一乾二淨，讓她們全家在虛幻的希望中白忙一場……如果軍方第一個知道黃國章的遺體下落，依照他們只想掩蓋事情的處理方式，恐怕她們只能拿到骨灰，甚至至今還在蚵仔寮茫然尋找已死的親人吧！
副艦長徐世昌的話語也讓她印象深刻。在國章受到艦上老兵欺侮的時候，他在她的面前聲稱，要是處罰這些人，全艦就沒飯吃了。這個說法的背後，就是不打算懲罰犯錯者的意思，或許副艦長跟艦上軍官真的有管理上的難處，但他們的做法就是放任這些老兵施用不當暴力，對新兵的痛苦跟困難視而不見，聽而不聞。最後，一條人命真的出事了，他們的第一反應不是了解事情的原因，而是努力串聯證詞，掩蓋事證，假裝這件事跟自己的帶兵無方毫無關聯。
這樣的軍隊，要讓父母怎麼放心把孩子交給他們？軍法體系不願起訴，監察院報告也只能給予訓誡，對艦長等人根本無關痛癢。他們就是在等待風波過去，等家屬累了，放棄追究，然後眾人全都回到日常，抱持僥倖，假裝自己的部隊絕不會再發生下一起麻煩事件。
陳碧娥決心不讓他們再這樣僥倖下去了。
以民間身分撼動體制
雖然國章的案子已經走進死胡同，她仍然沒有離開街頭。她開始與臺灣人權促進會等非政府組織合作，與同樣遇到軍中人權問題的家屬串聯，對裝聾作啞的國軍展開一連串的抗議行動。
「軍方還我兒子來！」孩子去當兵卻沒能回來的父親母親們，拉著布條、帶著大聲公，在街頭上、在國防部、各軍種司令部等機關外面，吶喊出他們心中的苦痛。1995年7月22日，軍中事故受害者家屬們組成了「軍中受難家屬聯誼會」。在臺灣解嚴之後，長期壓抑的社會運動得到解放，宛如百花盛開在首都臺北街頭。各個社運團體一方面爭取自己的議題，另一方面也互相扶助、串聯，凝聚彼此的微小力量，形成民意的巨大匯流。
然而，只是哭泣或抗議是沒有用的。陳碧娥在一場又一場的社運、一個又一個非政府組織裡穿梭來回，慢慢體悟到一件事：要解決問題，不能只訴諸悲情。有時候，記者會或社運現場會特別強調、展演受害者的不幸，讓在場眾人感染到濃烈的情緒，進而支持議題；但這類做法，對受害者跟受害家屬並沒有實質幫助。真正對受害者、家屬、以及未來千千萬萬個役男有幫助的做法，還是要從體制下手。
陳碧娥開始研究黃國章命案，想盡辦法蒐集所有可得的檔案，拜訪認識國章、願意作證的退伍官兵，並且透徹地研究了海軍艦隊的相關法令、體制、常規，一絲不苟地將這些資料、證詞全部歸檔。畢竟，她這個小小的平民老百姓，要對抗龐大顢頇的軍方，她一定得要比對手更了解他們自己。更何況，她現在的重心不只是兒子的命案了，也包括其他人的兒子、女兒。她曾經是一個平凡婦女，沒有雄厚組織、萬貫家財、媒體聲量撐腰，只能四處請託民意代表、監察委員等掌握公器者代為伸張正義；但現在的她，透過努力不懈的研究，以及街頭運動一點一點累積來的人脈，逐漸有了自己的力量，也發現到自己的角色。
長期以來，沒有民間組織監督國軍封閉的體系，當軍方又鬧出了侵害官兵人權的爭議事件，除了鬧上媒體、找民意代表、請監委調查彈劾，就沒有別的管道施壓或進一步釐清真相了，上述這些方法也未必對當事人有幫助。受害者跟家屬在事件發生當下，常常不知該如何求助，這個時候，一個能夠理解家屬心聲，又能夠與軍方對談的中介者角色就顯得十分重要。
陳碧娥決定成立「軍中人權促進會」，開始以「黃媽媽」的身分接受官兵、家屬的陳情，不辭辛勞關心、了解一件又一件個案，並以此深入過往極為封閉的國軍體系中。
從國章的媽媽變成國軍的黃媽媽
「黃媽媽，我出事了……」
「黃媽媽，拜託你幫幫我兒子！」
「長官一直刁難我，黃媽媽你一定要聽我說……」
一通又一通陳情電話打來，黃媽媽只得馬不停蹄四處奔波，這樣的生活，不知不覺就過了20多年。
這段歲月之中，她蒼老了許多，卻也學到了許多。她幫助了許多權利受到侵害的官兵，幫他們說出高層長官想壓制的真相。像是1999年桃園空軍基地彈藥庫失竊案，就是黃媽媽與軍中人權促進會早期參與的重大案例之一。因為上級承受破案壓力，而以粗糙的刑求方式，構陷三個無辜的年輕士兵與兩位平民。這起案件本該就此結束，讓三個年輕人的未來從此一片黑暗，但因為他們的家屬找上黃媽媽，黃媽媽在認真地傾聽、調查、比對軍方跟當事人兩造說法矛盾之後，一步步追查出案件真相，也向政府、媒體、社會大眾證明軍方的謊言，迫使軍方不得不承認錯誤，最後當事人都恢復了清白之身。
一點一點努力，一步一步前進，雖然軍中人權事件並未就此終止，但在黃媽媽與眾多關心者的努力之下，國軍還是有了一些正面的改變。至少，許多原本沒有機會說出真相的受壓迫者，現在知道有一個管道可以申訴，而且電話那端的她一定會傾聽。
不過，黃媽媽在長期的處理經驗中，也認識到許多個案的責任，並不一定都歸咎於軍方身上。有些來申訴不當對待的官兵，未必真的受到「不當對待」；有些人確實遭到過當責罰，但他們自己也違規再先，甚至屢犯不改；有些官兵則是本性不壞，但卻不適合加入軍隊，他們來到這裡的原因是受到家屬逼迫，長官、學長姐對他們也無可奈何；而某些家長來找黃媽媽「申冤」，更常常只是為了錢的問題，甚至只是想把管教小孩的責任推給軍方，無視自己一團混亂的家庭關係。
事情並不是非黑即白，軍方也不是每個單位、每個長官、每個老兵都是大壞蛋，黃媽媽清楚認識到，每件個案都必須親自了解、追蹤，才能釐清彼此的責任跟案件的真相。許多人確實像她的孩子黃國章當年那樣，受到莫名欺負求助無門；但也有不少人是想利用她的影響力，羅織謊言、推卸責任，希望從中得到好處。
走這條路，原來那麼困難，也難怪在黃媽媽以前，根本沒有人願意擔起這個角色。負責居中協調，行事卻心直口快的她，有時候難免會受到情緒激動的家屬指責，甚至引發爭議。「黃媽媽被軍方收買了！」這樣的控訴，20年來也沒有少過。不過，如果能夠減少一個黃國章的悲劇發生，多一個被掩蓋的真相重見天日，黃媽媽便願意擔起這些罵名，繼續在這條路上前進。
真正讓她最掛心的，還是兒子的死亡真相，過了20多年仍未見光。
遲來的道歉，未到的真相
2018年8月3日，講述「黃媽媽」陳碧娥追求兒子命案真相的紀錄片《孤軍》，在「尋找我們的身世—2018臺灣國際人權影展」作為開幕片首映。台下觀眾席坐著黃媽媽本人，而在她身邊的，則是海軍司令上將黃曙光。
相比起23年前，海軍上上下下的冷淡、指責，甚至把她視為「瘋婆子」避之唯恐不及的態度，如今黃媽媽得到的待遇可是大不相同。黃曙光在致詞時，還在台上向黃媽媽親自鞠躬道歉。「我代表海軍鄭重向黃媽媽道歉，希望這樣的事在軍中不會再發生。」
黃媽媽對他的誠心道歉雖然感到欣慰，但她心中的那個結，仍無法徹底解開。
「國章陪我走了23年，我相信他跟我的心是相同的。我們在意的不是道歉，而是未來這個軍隊到底要如何訓練跟照顧官兵？」她在首映會中如此說道。
黃媽媽如果可以選擇，肯定還是希望用這20多年努力得來的榮耀跟地位，全部拿去換回國章的生命吧！當然，這是做不到的。但她希望至少能夠找到兒子死亡的真相，不只是為了得到寬慰，也不只是為了懲罰兇手──甚至軍方拿不出半個兇手都沒關係──更是為了在了解真相之後，可以以此基礎改革軍隊訓練體系，讓下一個國章不要再出現。
但艦長馮逸成等人，至今仍然不願好好面對她，也不願告訴她真相。他們究竟知道甚麼？躲避甚麼？黃媽媽依然不知道，但也依然沒有放棄。
2013年，國軍爆發了另一起嚴重的人權事件──洪仲丘命案，這起案件激發出民間輿論的大幅不滿，長久以來役男家庭累積的不滿、恐懼、不平，全在此案爆發出來。25萬人在洪仲丘慘死之後，穿著白色上衣來到總統府前，抗議國軍長期以來草菅人命的處事態度，更憤怒於國防部與軍法體系意圖湮滅證據、互相掩護的惡劣行徑。受不了輿論壓力，立法院火速三讀通過將軍事審判在非戰爭時期回歸於一般司法機關審理的「軍事審判法」修正案，從此之後，現役軍人遇到訴訟，便由獨立於軍隊之外的司法機關來審理，減少「黑箱」跟「國防布」造成冤屈的可能性。
這個改變，讓過去眾多的軍冤案件卷宗、檔案得以轉移到地檢署，包括近20年前被以「不起訴」偵結的黃國章命案，又有了一線重獲真相的曙光。高雄地檢署重新審理黃國章命案，讓黃媽媽得以見到部分軍方一直不願讓她接觸到的檔案，而這些檔案中，確實藏有很多尚待解答的新疑點。如今的黃媽媽，已經不只是過去對軍隊一無所知的母親陳碧娥了，她可以輕易從這些卷宗辨識出他人看不出來的矛盾之處。
一個一個新疑點再次出現
先前，黃國章命案最啟人疑竇的部分之一，便是黃國章失蹤當天的行蹤，以及全艦官兵的目擊、搜索證詞。證詞合起來有很大的漏洞：比方說，失蹤前一刻的黃國章時而被目擊到出現在飛行甲板，時而出現在廚房旁邊；目擊者一開始說他穿「便服」，遺體發現後又改口「軍服」；此外也不確定官兵搜索時是否有第一時間搜索其住艙。更嚴重的是，南陽艦「九一七」號當天1995年6月9日的航泊日誌，對船艦經緯度位置、航行時間、黃國章位置一直寫不清楚，對照遺體在澎湖外海被發現，加上艦長一開始說的「在離岸100公尺左右失蹤」的位置矛盾，顯得航泊日誌頗有問題。黃國章到底是在左營軍港就死亡落海，遺體再隨風浪漂流到澎湖目斗嶼附近；還是船艦到了澎湖，黃國章才遭難？沒有資料，使這依然是一個無解的疑點。
但這一次，黃媽媽發現了更大的問題，這是之前她沒有注意到的：黃國章失蹤前打電話回家的地方，乃是海軍左營後勤指揮部一處被稱為「劍龍乾塢」的地方，這裡是極為機密的軍事重地，像黃國章這樣的新兵（還被老兵嚴重霸凌），怎麼可能有機會進去打電話呢？
另一個本案的關鍵，就是插在黃國章頭部的金屬針。此物的存在，先前一直受到南陽艦官兵集體否認；然而到了2016年，地檢署開庭傳喚證人海軍「九一七」軍艦帆纜士官長王頌舜上士時，他卻承認軍艦帆纜庫房料件有「帆布針，長約10公分」，銅條則是歸損管管制，帆纜部門拿不到。這毋寧是證明南陽艦上至艦長，下至士官，過去一直在向黃媽媽說謊，姑且先不論黃國章頭上的金屬針是不是船上的帆布針，是的話又是怎麼插進頭部的這些問題，打從一開始，海軍就不應該否認帆布針的存在。
負責管理銅條的楊志銘也被傳喚到庭。然而，他顯然對作證一事非常不耐煩，他當場對黃媽媽大聲吼道：「都已經過了追溯期了，還要告什麼！」
真相在終點處漫長等待
眼角噙著淚水，黃媽媽隱忍著心中的舊傷，她還是要查下去。她不打算要追哪一個老兵或士官長是「殺子兇手」，也不打算要再追究艦長跟副艦長怠於督軍之責，她只是要真相。過了這麼多年，她依然不清楚兒子的死亡過程究竟為何，她越是挖掘，就發現越多海軍對她刻意隱瞞的事。
而如果她就此罷手，下一個案子或許又會因此發生，因為體制中人會認為他們總是可以逃過一劫，總是可以透過證詞的上下交相賊，讓一切惡行都被掩蓋，殊不知那樣更為麻煩。長期習慣逃避問題的國軍官僚體系，以為大事化小才是解決事情之道，但是真正解決問題的方式，卻是要能夠面對問題本身，負起應負的責任，否則只會放任問題一直蔓延下去，讓更多人惹上麻煩。
對她來說，國軍已不只是敵人，更是她關心的子弟。因此，她絕對不會就此停止調查。
她還有許多人沒見到，像是被艦上指派輔導黃國章的羅明三，其實是一個刑事前科累累的問題士兵。為什麼這樣的人可以被指派來「輔導新兵」？又為什麼這麼多前科的人至今地檢署傳喚不來？至今依然是一個謎。也顯示案件還有許多努力追查的空間。
即使真相殘缺不全，即使證據早已毀滅，她還是要追查下去。只要這些證人、關係人還在台灣社會上生存，她就要努力去尋找那一片片失落的拼圖。總有一天，或許這些碎片能夠拼湊起來，即使換不回18歲男孩的生命，卻能解放國軍最陰暗的那一塊角落，使之重見天明。
本文特別感謝黃媽媽陳碧娥女士與《少了一個之後─孤軍》製作團隊馬克吐溫的全力支援，並在此向所有仍未放棄尋找真相的人們致敬。
參考資料：
- 《南陽艦魅影》，江元慶，2004年
- 監察院調查報告（84）院台國字第8118號
- 海軍第一軍區司令部軍事檢察官不起訴處分書─八十六年招檢不字號第027號
- 南陽艦二兵黃國章落海死亡案調查處理報告（一），海軍總司令部
- 游賢達訪大陸相關新聞稿，黃信介陳永興聯合服務處，1995年8月8日
- 石獅市公安局〈屍體檢驗情況〉報告，吳一懷，1995年6月20日
- 《中國時報》相關報導
- 〈海軍遲了23年的道歉──黃國章媽媽要的，只有真相大白〉，林雨佑，報導者，2018年8月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