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這個時代的台灣社會，銀行搶案雖然沒有天天發生，卻也已經不是甚麼稀奇的事。但你知道嗎？在1982年（民國70年）發生的土地銀行持槍搶案，在當時可是前所未見，大膽的犯案手法震撼了整個社會，更間接造成一條無辜性命的消逝……。如果警方抓錯了人，那這位蒙面搶匪的真實身分又是誰呢？
前所未有的銀行搶案
1982年4月14日下午，一名戴著鴨舌帽與口罩的男子，持槍闖進土地銀行古亭分行，對著銀行員大喊：「大家不要動，錢是國家的，命是自己的」，然後要行員把錢交出來。銀行內的人們一陣慌亂，還搞不太清楚發生了什麼事。最後導致一名職員受傷，銀行也被蒙面男子搶走531萬元。
這起事件激起了社會極大恐慌，因為銀行搶案在當時非常少見，可以說是前所未有。為了盡速破案，電視台把銀行的閉路電視影像反覆播放，帶來兩種後果：
第一個是模仿效應，或許是因當時電視反覆播放搶案影像，之後發生了犯案手法類似的彌陀鄉郵局搶案。
第二個後果，在當時看起來是好事，因為反覆播放的影像，為警方帶來了大量目擊者證詞，也順利找到了「嫌犯」。其中一個證詞指出，當時嫌犯是開紅色計程車離開，之後警方收到線報，計程車司機王迎先就是開紅色的計程車，而且他的身形與錄影帶中的身影相似。除此之外，警方在案發現場附近找到銀行放鈔票的塑膠袋，塑膠袋旁邊有一個尼龍被套，警方認為這個尼龍被套，又與王迎先家中丟棄的一條被單相同，於是警方決定開始調查王迎先。
「畏罪自殺」的倒楣疑兇
王迎先是山東人，早年是軍人，後來跟著國民政府來台，一開始在軍中擔任駕駛，退役後以開計程車為業。
負責本案的警方－－肅竊組注意到王迎先後，本來打算依法向檢察官申請傳票，但是檢察官沒有同意。肅竊組之後發出「依法不能使用強制力」的「通知單」，要約談王迎先。但這約談，卻是肅竊組直接到王迎先家，把他跟他女兒王貴梅一起「帶出來」。
警方在調查的開頭就已經違法了，但很可惜的，這違法約談還不是本案唯一誇張的舉動。這群執法者們還會一錯再錯、繼續違法下去。
肅竊組用強制力把人帶出來後，一行人的目的地不是警局，而是台北市民生社區一棟警方的「招待所」，這個招待所向來被人認為是「刑求」之地。雖然，要說人家有刑求還是要看證據，比如問話的筆錄或錄音，很可惜的，或者說想當然耳，警方問了兩次話都沒有做這個該做的事。畢竟，警方打從一開始就已經不照程序來了，又怎麼會為自己接下來要做的事留下證據呢？
究竟在「招待所」中發生什麼事情呢？雖然沒有官方資料，但根據王貴梅所說，當時一名姓洪的男子抓起她的頭髮打了她兩巴掌，要她承認被單是她家的，而且她也聽到父親王迎先所在的隔壁房間，發出哭聲、撞擊聲、大聲喘息及嘔吐的聲音。
1982年5月7日清晨，王迎先供認被單是他的，他把被單丟在秀朗橋下。於是肅貪組的三位刑警在同日清晨四點多，押解王迎先到秀朗橋，要他指名被單具體位置。根據警方當時的說法，王迎先藉口要小便，結果竟然因為「畏罪」跳下秀朗橋自盡，直到中午才打撈起他的屍體。
自殺難道是被自殺？
當時警方的說法引起社會廣大討論，究竟王迎先是否是自盡呢？詳細檢視之後，可以發現很多疑點。
首先，王迎先小便的地點為何是選擇橋上，而不是陰暗的草叢或路邊？接著，依照交通規則橋上不能停車，警方為何要知法犯法讓嫌犯在橋上小便？最後，有三位刑警跟著王迎先，竟然會讓一個搶銀行的重大嫌犯有機會跳河，就算王迎先真的是自盡，警方的辦案程序也有重大瑕疵。
依照上述說法，王迎先自盡的說法實在令人大打問號。
再把事件往前看，警方懷疑王迎先的依據，也同樣難以服人。
當時警方懷疑包裹贓物的被套，就是王迎先丟棄的被套，但兇手為何要將犯案用具丟在案發現場附近？又若已將被套拿來包裹贓物，再把它丟到路邊，這種有自投羅網的心態實在令人起疑。此外，根據也是開紅色計程車與身形類似這種空泛的證據，就懷疑王迎先有涉案也是過於草率的判斷。
另一個嫌疑犯的現身
就在王迎先「自殺」的同時，其實還有另一個關鍵事件發生，讓圍繞王迎先的一切疑點變得更加真實：王迎先死亡那日凌晨四點多，三重警察分局因為一位秘密證人的舉報，逮到了土銀搶案的真兇——李師科。
李師科是誰？為何還會出現一個兇手？如果王迎先不是兇手，那他為什麼要自首？究竟是發生了什麼事情呢？
（待續）
從國外來度假的警探，喜歡在台灣的布袋戲。下次度假要去韓國，看他們的刑警是否真的那麼暴躁，還有吃韓國炸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