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昌年命案】央行副理捲款失蹤？屍塊深埋水泥中（上）

I. 水泥下的男子：冬夜掘屍

1957年11月12日午夜，在和平東路三段六十三巷的一棟房子內，擠滿了警察、檢察官、法醫與工人。四個工人手拿工具，在浴室使勁地挖掘剛鋪好的水泥地面。四周隱隱傳來一陣騷動，那是人群預期即將有重大發現時，特有的心浮氣躁吧。明明是冬日的夜晚，然而屋內卻瀰漫著一股奇異的氣氛。

此時，更意想不到的訪客登場了──那是省新聞處電影製片廠的攝影師，帶著照亮全場的水銀燈來到這間屋子。在電視並不那麼普及的年代，省新聞處電影製片廠所拍攝的新聞影片，是台灣社會接觸時事的主要管道。他們的到來，不啻讓這個房間的騷動氣氛又升高了幾度。

隨著時間一分一秒的過去，人群也逐漸的往後退去。他們並不是喪失了興趣，而是從水泥縫隙間開始洩出令人掩鼻的臭氣。現場的氣氛也從不安的期待，轉為屏氣凝神的專注。工人們挖開水泥，碰到泥土，最後發現一件雨衣。拉去雨衣，看到一堆棉被。這簡直像是某種令人毛骨悚然的俄羅斯娃娃，在拉開棉被之後，終於找到一群人深夜聚集的理由──已經失蹤了好一陣子的央行出納科副主任張昌年的遺體。

此時，只剩下刑警總隊的法醫高坤玉站在坑邊，指揮著工人將屍體從坑底取出。張昌年的遺體被分成四段：右臂、左大腿、右大腿，以及連著左臂的身體。隨著屍體一同取出的，還有木棍、繩子與刻骨刀等三樣凶器。令人駭異的是，與木棍和刻骨刀僅僅是放在一起不同，繩子仍纏繞在受害者的頸上，死因可說是一目了然──張昌年先是被用棍子毆暈，再被用繩索勒斃，最後以刻骨刀分屍，並埋在兇手之一賈麟書新購入的住居之下。

II. 盜竊國庫？攜款潛逃？或是被「釣金龜詐騙」？張昌年失蹤的幾個可能

張昌年是誰？他做了什麼才得到這樣的下場？這或許要從他的失蹤開始說起。

1957年11月6日，《聯合報》上刊載了這樣一則訊息：「張昌年攜款失蹤 刑總懸賞查尋」。新聞簡短的表示，央行出納科主任張昌年在1日下午五時離家後，就此失蹤。兩天後，家屬到刑警總隊報案，刑警總隊發現他負責保管的美金整整少了2萬元。至此，「張昌年攜款潛逃」幾字，已成為眾人的預想。時任行政院長兼央行總裁俞鴻鈞遂將之撤職查辦、追究保證人，同時由央行出面，向省保安司令部、省刑警總隊及台北市警察局分別報案。

然而奇怪的是，張昌年總共保管了20萬2千元的美金鈔票，卻為何只拿走了2萬元呢？11月7日，《聯合報》的社論從此出發，提出了一個「釣金龜」的理論，認為張昌年「極可能是私提公款，周轉牟利，在暗中做黑市交易」，而「以張昌年的個人積蓄及其家庭背景，即使在黑市交易中，『潑』了兩萬美金，仍然可以設法補救，當不致畏罪藏匿。」因而大膽地推斷「張昌年是否上了黑社會人物『釣金龜』的圈套，以致兇多吉少，人財兩空？」

III.  重要關係人汪震，與「誣告白寶瑾」的案外案

《聯合報》的猜測，可說是正中靶心。兩天後，刑事總局宣布「重要關係人」汪震已經到案，刻正「漏夜偵訊中」。汪震是張昌年就讀寧波商業職業學校的同窗好友，之前是基隆稅捐處的職員。《聯合報》上一段對汪震經歷的報導，今日看來，實在是頗讓人白眼翻個不停：

（汪震）到了台灣之後，先在苗栗稅捐稽徵處任課員，不久因為貪汙案件去職，以後一段很長的時間失業在家，後來經拜託人事關係，恢復了工作，先調省財稅人員訓練班受訓，繼降調稅務員，不久易南凱任財政廳人事主任時，改調汪震到南投為稅捐處分處主任，易南凱任彰化稅捐處長時，調汪任該處秘書，二年半前易掌基隆稅捐處時，汪又出任秘書之職，擔任關保防業務。後來財廳發現基隆稅捐處有集體貪汙情事，白寶瑾奉命將他們這個貪污集團拆散，分別另調，汪震被調往高雄，但是汪不願就職。

諸君！這份報導簡直是明明白白地寫著「他汪某人就是靠關係進到肥水很多的單位瘋狂地撈錢，而國家機構對此的反應是『沒事沒事，我把污錢的人拆散調走了喔！』。」今日公務員在一般民眾心中的名聲不佳，應該就是拜這些老鼠屎所賜吧。看到這麼荒唐的事情理所當然地印在報紙上，連想生氣都不知道該從何生起啊！

當然了，並非每個公務員都可以這麼荒唐。那麼，汪震的底氣在哪裡？這，就要從他的背景開始說起了。汪震是浙江寧波人，想起他最有名的同鄉了嗎？

沒錯，就是人類的救星、世界的偉人、自由的燈塔與民族的長城，先總統　蔣公本人。由於蔣介石的關係，浙江人來台的人數，只比就在隔壁沒加蓋的福建少了一點，是外省籍當中占比最高的。在裙帶關係的媒介之下，攀親帶故自然也容易許多。更何況汪震的父親汪煥章在浙江做了二十年的中學校長，在寧波做了十年的教育局長，來台後更擔任省教育廳編審委員，姑且不論受人景仰與否，桃李滿門也是必然。

但這樣的背景，再怎麼說也不到驚天動地。那麼為何《聯合報》對汪震這個「關係人」有著這麼詳盡的報導呢？原因無他，在於汪震並不是第一次鬧上新聞版面了。由於在基隆稅捐處的集體貪汙被發現，汪震對於負責調動他們的白寶瑾此人心懷怨懟，因此以5000元的代價，收買了一個交際花「土包子」張國春，到白寶瑾的辦公室以第三者的身分大鬧了一番，企圖以此敗壞白寶瑾的聲譽。考慮到當時大學助教的薪水，一個月約為160元左右，而一碗麵的價格，差不多是一塊錢。汪震確實可以說是下了重本。

只可惜，儘管披著高級外省人的外衣，浙江鄉親汪震的等級還是太低，低到他不知道白寶瑾何許人也──據其子白一麟的回憶，這個來自察哈爾的台北市稅捐處處長，不僅曾代替國民政府（在他們不知情的狀況下）接收了察哈爾省，到台灣後曾任台大與三軍聯大的歷史教授、曾官拜國防部少將高級參謀，更可能是特務體系的一份子。白寶瑾之任稅捐處處長，除了本身有財稅方面的長才外，更可能就是要去偵查稅捐機關貪汙案件的。

於是汪震那個洋洋得意的小陰謀，很快地就被識破了。方法也很簡單，檢警讓張國春指認誰是白寶瑾，張國春指不出來──至於是真的指不出來（畢竟汪震都花了五千元，至少會給張照片吧？），還是被嚇得指不出來，就不得而知了──於是本件被宣告為誣告，汪震和張國春都因此吃上了官司。

只是或許連汪震本人都沒想到，上一件官司還沒落幕，他就又涉入了張昌年失蹤案。然而或許是已經有面對警察的經驗，不管警方怎麼盤問，汪震說不知道就是不知道。儘管申請了延押，但警方對此也是莫可奈何。最後，他們決定先縱虎歸山，同時派員跟蹤。離開了刑事總局的汪震，茫然不知他仍處於警方的監視下。很快地，汪震又再度被捕。

這次，他供出張昌年已遭謀害的重大訊息。但是當然了，他也說，人不是他殺的。

根據汪震的說法，張昌年因為和妻子的感情欠佳，同時本身因替汪震寫告發信，因此也涉入白寶瑾案，再加上替人融資被倒，每個月都必須賠利息，負擔太大，便要汪震幫他偷渡香港。汪震於是勾搭上了同為浙江人的地痞，「小金」金明時。金明時說，需要美金三千元的費用。眾人於是約在知名的「朝風咖啡室」交付金錢。而張昌年在給「小金」和「船長」賈麟書三千元後，又偷偷地在廁所給汪震美金一萬三千元，希望汪震能在他離開台灣後，以這筆金錢接濟其家庭。

此番說詞很快地遭到檢警打臉。根據警方的調查，張昌年本身存放在中央銀行的財物並未帶走，除了身上的兩萬元美金與新台幣兩百元外，其他什麼用品都沒有，顯然沒有偷渡的意思。儘管有理由懷疑供詞並未盡道實情，但汪震提到的「小金」金明時和「船長」賈麟書，倒是一定要找來問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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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V. 兇手賈麟書，與背後的民國金融史

金明時的行蹤飄忽不定，但刑事總局倒是從線民處聽說了賈麟書最近剛買了新房。不同來源的線索，竟然對的上。警方於是來到了和平東路三段六十三巷的那棟房子。應門的是賈麟書的大女兒。經過警察一番盤問後，她終於哭著將父親告訴她的兇案經過和盤托出，同時也告訴警方去哪裡找她父親──新公園附近的怡園茶室。

在找到賈麟書後的那個午夜，警方終於也找到了失蹤多日的張昌年──只是，他成了被切成四塊並封在水泥的屍體。

賈麟書是誰？他又是怎麼涉入本案的？《聯合報》照例刊登了一份人物報導。原來賈麟書和張昌年其實是同行，兩人更都曾是中央銀行的同事。只是按照賈麟書的說法，張昌年在本行，他在地方分行，雖是同一組織，但彼此並不相識。

原籍山西太谷的賈麟書，之所以投身銀行界，要拜他的中學學歷所賜──他所就讀的，正是蔣介石的連襟孔祥熙所創辦的銘賢中學。彼時的孔祥熙，在中華民國的金融界可說是要風得風，要雨得雨。除了是知名的富豪外，同時也是個出了名的公私不分、利用公權力為中飽私囊的著名人物。小到一家人的日常開銷均由央行報銷，大到其子孔令侃在「抗戰」勝利後，就在上海開了一間投機公司，哄抬物價，並在造成了上海民怨飛騰後，仍不住手。想想，這樣的人不僅擔任央行總裁與財政部長的地位，更一度做到行政院院長。因此，他創辦的銘賢中學，其畢業生受此庇蔭，「大部分均介紹至銀行界服務」。所以若問賈麟書做了什麼可以進銀行界，大概因為，呃，他是山西人。

有這樣的財政長官，難怪底下的人通通不把貪污舞弊當作一回事──現在回頭看汪震，他大約會覺得很委屈吧。為什麼孔祥熙這樣做可以？他汪震就不行？但即便在這個上樑不正的環境裡，賈麟書仍由於「素行不良，酷嗜賭博」，導致「在一次結算中，因發現過失而被行方資遣。」

儘管有了一筆據說相當可觀的遣散費，但賈麟書卻因賭博而散盡家財。他的妻子在中央信託局產物保險處工作，本應可保一家安樂，但卻因賈麟書的好賭，氣急攻心而逝世。妻子逝世後，賈麟書在朋友介紹下，到台灣銀行擔任點鈔員，可以看出他想要改過的想法。然而這個認知沒有維持多久，他就鬧出了將宿舍一房二租的糾紛，終於徹底地被銀行界斷絕關係，淪落到在西門町當電影黃牛維生。

也是在此處，他結識了「小金」金明時，並走向成為一個罪犯的終局。

V. 私梟、流氓、騙徒、兇手：「小金」的故事

在主犯汪震、賈麟書與金明時三人中，要屬金明時最符合一般人對犯罪分子的想像了。原籍浙江溫州人的金明時，由於父親金信固在上海的生意，家境不差。1948年，金明時因不明原因，隻身來台。到台灣後，他似乎不再擁有家族的財務支援，因而也逐漸走上了犯罪之路。他在台灣第一起有紀錄的犯罪，是偷竊收留他的朋友的衣物變賣。之後，也開始做起走私的行當。

善於審度時勢的小金，自然不會不明白當時裙帶關係有多好用。因此，他宣稱自己是上海富商金廷蓀的五子，在基隆做進出口生意。金廷蓀何許人也？他可是上海大亨杜月笙的好友與生意夥伴。於是金明時的頭寸，說有多好調，就有多好調。

只是牛皮終歸會破的。後來商人們查出了金廷蓀是江蘇吳縣人，只有兩個兒子在台灣，並且一個在中華毛紡廠，一個在產物保險公司工作。不再能吃香喝辣的金明時，只得離開基隆，到台北重起爐灶。混的時間久了，人面也廣了，加上在基隆的人脈與作走私的經驗，小金逐漸在西門町打響名號，開始被稱為「小金先生」。

因為從事走私的緣故，「小金先生」和基隆稅務署肯定不陌生。於是，透過這個在基隆和台北都有地緣關係的「小金先生」，原基隆稅務署職員汪震與前央行行員賈麟書，終於相遇了。

這三人的人生走在了同一條道路上，不過，這條路是怎麼轉向謀殺的方向呢？張昌年又是為甚麼樣的時機與因緣，而「被加入」到三人的謀殺之路上？

（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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