震驚世界的犯罪事件
熟悉日本社會文化，或是對重大案件感興趣的人，對2011年被揭發的「尼崎大量殺人事件」當有所耳聞，也應該都會聯想到性質相當類似、於2002年被發現的「北九州監禁殺人事件」。這兩者的相似性，在於主嫌的角田美代子（尼崎）與松永太（北九州）實際上都以情感控制的手段製造了從犯監禁與殺害被害者的環境。松永太的受害者是其不倫對象的女友緒方純子一家，而角田美代子的受害者則是由其鄰居之女開始，一路以家族同心圓的方式不斷外擴，達到了八、九家以上之多的程度。無論何者，都堪稱怪物家族。
不過，在此必須指出，儘管在被揭發的時序上，尼崎事件較北九州事件要來的晚，然而其暴行的起點，其實遠早於北九州。據目前可知的資料，至少在1987年便已有事件周遭的關係人不明失蹤。亦即，至少延續了25年以上。也正是在長時間不被揭發的狀況下，才使得角田美代子的羅網比起松永太可說是更加地廣闊、受害人數也因而更為眾多。
尼崎大量殺人事件被察覺的開端，就網路上的資料，會說警方是在尼崎市的一處倉庫裡，發現了一具被塞在鐵桶中以水泥封灌的女屍。此說讓人難以理解的是，為什麼警方會無緣無故地去查一座倉庫？被用以棄屍的倉庫，本身肯定人煙稀少、跡近荒廢。無疑地，警方絕對是掌握了什麼樣的線報，才得以精準地找到這具屍體的吧？那個起點，正是逃出來的受害者、大江香愛。
2011年11月，大江香愛從美代子等人的手中逃出，至派出所報案。這才是一連串事件之所以得以曝光的起點。隨著香愛之母和子遺體在倉庫中被發現，她遭到監禁與虐待的事實也終於引起了警方的強烈關注，此後才揭開了這起犯案時間長達25年、被殺或疑似遭虐致死人數高達11人、受牽連的關係人超過20人之多的恐怖案件。
為什麼不扭開頭、避開目光就好？
坦白說，在翻開《寄生殺人》的書稿前，我花了好一段時間做心理建設。我知道這個案子牽連甚廣，也知道大概的案情，然而那畢竟是「大概」，不是一整本可能會提及大量虐待或謀殺細節的報導文學。許多人會問，為什麼不扭開頭、避開目光就好了呢？就稱他們為怪物吧。把他們劃為「非人類的」、「難以理解的」、「與我們不同的」，將這些案子關在門外，讓司法系統或者其他隨便哪個該負責的去煩憂。
這樣的心理掙扎，作者小野一光也並非沒有經歷過。在本書中，他便花了一點篇幅在討論自己為什麼直面戰爭，為什麼要採訪殺人犯、一而再、再而三地喚起相關者都巴不得遺忘的記憶與事件？為什麼不去寫一些「正常的」事情、「美好的」事物？小野說，他至今還得不到答案。他只覺得有一股「欲望」推動著他。他說，他不知道這「是黑是白、是對是錯」，但也只好繼續做下去。
我們又為什麼要翻譯呢？為什麼要讀呢？
我想是因為好奇。面對這樣的案子，很難不讓人好奇：何以致此？到底為什麼，這些和我們再相似不過的人會做出這樣的行為？他們的人生在哪裡轉錯了彎？更深層而難以訴諸於口的恐懼則或者是，我們也會嗎？閉上眼睛不聞不問很簡單，然而這樣就能夠讓我們避開生活中一切的不幸嗎？把頭埋進沙子裡，就能看到燦爛的金色陽光嗎？當然，了解犯罪或試圖去理解罪犯，也難以保證人生就永保安康，難保像事件中再倒楣不過的川村博之，不過是接了個客訴，人生就急轉直下到了地獄。但也許，也許在這些事件被仔細梳理後，會有人開始發現不對頭的徵兆，會有人開始思考還能夠再多做些什麼。
尼崎事件，是日本獨有的犯罪？
若問，為什麼會發生這種事情？許多人便會著眼於文化背景。在中文網路中，談到這件犯罪，不僅會出現日本文化的詳盡分析，更還有指出涉案者多有韓裔背景，藉由在日朝鮮人在遭受歧視下產生的「第三社會」影響與尊長的文化傳統來解釋為什麼此案的時間與範圍跨度如此之大。此類的分析並非毫無道理，然而若將之視為最有詮釋力的解釋，並且得到這與「日本人的文化」有絕對的關連，那麼或將有見樹不見林乃至於製造新一輪國／族歧視的狀況。面對這樣的說法，首先必須要問的便是，這確實是日本獨有的犯罪嗎？
事實上，若讀過豊田正義的《惡魔噬食的靈魂》一書，便會發現此類事件儘管罕有，但絕非一國的「特徵」。豊田正義援引的美國精神科醫師茱迪絲．赫曼便是專研此類心理學，他也以此分析北九州一案中涉案人士的心理狀況。另一方面，經典影片《沉默的羔羊》中水牛比爾的犯案情節，也容易令人聯想到蓋瑞．海德尼克（Gary Heidnik）一案──他綁架、監禁並強暴女性受害人之後，又逼使他的受害者為他誘拐更多受害者。其與北九州乃至於尼崎事件間「精神控制」的相類，亦是昭昭在目。
簡而言之，尼崎大量殺人事件的背後，日本文化與社會背景的影響絕對存在，且對事件中關係者心理的影響甚鉅，然而若單以文化成因做為案件之所以會發生的解釋，則易有過度詮釋，乃至於將之視為「日本獨有的犯罪」、將之他者化後，反向踏入「我們絕對不會有這類犯罪」的思維陷阱。
比起判明「真相」，更核心的是提出問題
前面提過，我在翻開《寄生殺人》之前，頗做了一番心理建設，也預想過也許這本書得看上一段時間。然而出乎我預料之外，我很快且很順地就讀完了，過程中甚至連洗手間都沒有去。我想，這是因為小野一光的書寫吧，他的文字有一種溫和的吸引力。做為調查記者，他的苦惱不像清水潔那樣鮮明，批判也不如他一樣激越。與豊田正義相較，則也沒有那麼確然地以精神理論做為指引，藉此去理解病態人格的取徑。然則，在字裡行間，依然可以讀到他對此案感到的困惑，並為了解開此一困惑而投注的精力。在本書中，他以案件爆發的當下做為書寫的起點。這讓讀者與當時的他一樣，先努力地去理解複雜無比的關係人、並以此為基點進一步地理解案情。而當讀者終於與小野一樣掙扎地釐清了上述的事實後，迎面而來的便是感同身受的小野的困惑──為什麼？
為什麼受害者不反抗？為什麼有人做得出這種事？為什麼有人能做到這種事？為什麼超過50件的報案，卻沒有一件能夠成功？為什麼甚至是受害者本人提出的報案，警方卻仍以「家族糾紛不受理」的理由無視？
這些問題，儘管從小野的字裡行間中，不難猜測出他的想法，但《寄生殺人》終究是沒有給出簡單明瞭的答案。也就是說，如果你想從《寄生殺人》中尋得的是「事件的解答」，那麼我恐怕你會失望。比起回答問題，本書的核心或許更在於提出問題。這樣做是優是劣，或許見仁見智。然而我以為，沒有解答的問題，往往在我們心中發酵得更久也更長。
話說回來，《寄生殺人》不願對上述問題遽下判斷的核心原因，或許意外地單純，那便是他從未見過事件的核心人物角田美代子。做為事件核心的角田美代子，在《寄生殺人》中卻一直是活在他人敘述之中的。她是什麼樣的人？經歷過什麼樣的生活？給採訪者留下了什麼樣的印象？除了她的被害者們外，提供過證言的也只有神秘的Ｑ和曾擔任一年班導的教師。小野無疑已經盡其所能，然而這樣的形象與其他小野曾對面凝視的關係人等，終究有著溫差。在本書的最後，小野提出了他對角田美代子的個性觀察，顯然意圖為此提出補充。儘管他敏銳的視角確實讓角田的形象更為立體，然而同時也增強了讀者對角田此人的好奇，從而更加地意識到她的缺席。
於是本書最為意在言外的問題或許是，為什麼日本警察如此輕易地讓角田美代子自殺成功？且值得注意的是，這並非單一事件──就在角田美代子成功自殺的三年後，東京發生了台灣留學生命案。本案的嫌疑犯張志揚在被逮捕後同樣神秘地自殺身亡。張志揚的自殺，與角田美代子的自殺一樣，都讓案件經緯的判明陷入了混沌不明中。這樣的事件為何一再發生？備受日本國民（甚至是台灣人）信賴的日本警察到底出了什麼樣的問題？是我在讀畢《寄生殺人》後最為好奇的問題。你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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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公室調查員
心情隨著天氣變化起伏，熱愛香水，擁有一隻野生的馴化貓頭鷹。人生的格言是”Revenge. It’s even better than biscuits.”，但到現在都還沒復過仇。